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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播报

香港警花:耐心聆听和表达能融化紧张气氛

2019-10-05 09:16  来源:新京报  责任编辑:郭莎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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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数月的游行风波下,香港警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在担负着维稳防暴重任的香港警务处机动部队中,为数不多的“警花”,却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她们中间,有人是20年的老警察,有些是入行3年的年轻人,一头短发,温和而干练。与男警员一样,女警员也要负重十几磅,站在冲突的最前线,在负责警戒的同时,她们还要跟示威人员沟通,试图以女性的温和去缓解紧张氛围。

近日,机动部队的女警官何林(化名)和女警员阿元(化名)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,讲述她们在这场风暴中所面临的压力,被“起底”的困扰以及朋友的误解,她们为社会的撕裂而痛心,也感恩外界带给他们的支持和动力,“希望社会早点平息,大家一起坐下聊聊天。”

在冲突一线

“曾连续工作30小时,拿头盔当枕头”

新京报:最近几个月的游行活动中,女警员要承担哪些工作?

警官何林:香港的5个警区的机动部队每个都有170人。但现在的形势,170人是不够的,6月12日以来,我们日夜都穿着防暴服去示威现场。

我所在的机动部队有21个女警员,已经算多了,有的就只有两位。但机动部队女警员的招募、选拔、培训都和男警员一样,一起承担防暴工作,没有男女分别。

警员阿元:最辛苦的一次,连续执勤30多个小时。有时候处理游行,有时候处理殴打冲突。

每次行动,我们都会背着10几磅的东西,有长盾,也有长枪,需要走、跳、跑,有时一直走6公里,体力消耗到极点。戴防毒面具呼吸很困难,视野也会受影响,说话要很大声。

警官何林:我们每天上班时长说是12个小时,但平时可能会是十六七个小时。如果发生大型示威活动,甚至一两天不回家。随便在警局一个角落休息,或者睡在大街上,拿头盔当枕头。

新京报:在机动部队里,女警员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?

警官何林:女警员体能上不如男性,另外在现场要处理大量的女示威者。警务处男警员明显多于女性,如果处理一个现场,要拘捕很多女性的话,就要找更多的女警员帮忙,对她们进行搜身或者其他。女警员人手不足,压力会大一点。

有一次抓一个女暴徒的时候,我的队里只有我跟另一个同事是女性。所以,缉捕和押解都由我来做,作为大队长,除了做指挥部署、执行任务外,我还要亲自押解。

警员阿元:训练期间,不会对女性有特别的照顾,要求是和男警员一样的。但我们女生在很多层面上做得更好,应急训练时,我们需要换上防暴服,计时跑下来,女生是最快的。

我们的体能比起男同事始终有一定的区别,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锻炼,去达到机动部队的需要。

谈冲突现场

“前线女警员真的能起到缓冲作用”

新京报:执行任务时会遇到哪些困难?

警官何林:有个很搞笑的事情。因为行动需要,机动部队的女同事必须要剪短头发,行动时我们会被误认为是男警员。

警员阿元:现场交涉时,有一些女市民会对我们讲脏话。我妈妈和我儿子也经常被她们骂,这是让人很难受的。但警员受到的专业训练有很强劲的支持,忍受得了,如果觉得压力太大,心理服务科也会给我们支援。不像一些媒体和示威者说的,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

新京报:面对示威活动中不断升级的暴力,会有恐惧的时候吗?

警员阿元:6月暴力游行活动开始的第一天,我开始执行任务。那天在金钟附近,有交警被袭击,我和同事过去支援。入行三四年,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:三四千人冲过来,这个拿着雪糕桶、那个拿着铁栏杆。这是我警察生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

其实恐惧是不分年龄的,我们的装备就只有头盔,很多东西是挡不了的。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,要撑下去,没办法退缩。

新京报:女警员在处理游行冲突时有哪些特别的作用?

警官何林:每个区都缺女警员,每个女警员都很宝贵。现在暴徒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多,现场拘捕引起的一些肢体接触甚至对话都会给男警察带来困难,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女警员。

另外,在冲突现场,女警员的作用不可替代。我自己的经验是,女警员心思细腻,会更耐心聆听和表达,能更好地跟示威者沟通,融化一些紧张的气氛。刚柔并进的话,工作可以做得更顺畅一点。

警员阿元:有时我们会拘捕一些年轻的示威者,女警员就会跟他们讲,你们为什么要出来?他们就会说,同学出来,我也出来。更讽刺的是,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不打我,你们不是都打人的吗?我们的警长,有时会像妈妈一样对待他们。

我们也发现,男性和女性给警告的效果有分别,女性说会比较顺耳一点。我们警告说,你们现在是非法集会请往哪个方向离开,他们是会听的,有些时候他们会帮我们和示威者做些联络的事。前线女警员真的能起到缓冲的作用。

面对“被起底”

“担心家人没我们那么坚强”

新京报:8月以来,不断有警员资料被曝光遭到起底,你们是否也有类似困扰?

警官何林:现在我们大量警务人员都承受这样的压力。

在外面冲锋陷阵,保护市民安全,是警察的职责和使命,怎么辛苦我们都没有怨言。最不能忍受的是,我们的家人和私人生活被影响。

一些暴徒宣传“黑警”,之前还有一些暴徒攻击警察宿舍。我们的玻璃被砖头全砸碎了,孩子躲到床底下哭。

我们的家人,甚至是朋友都会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受到攻击、辱骂。一些警员受到不同程度的“起底”,轻一点的制服编号照片、家人的生活照被发到网上,还有一些公司将我们的身份证、地址、电邮发出去。

资料被曝光后,我曾经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收到10个没来电显示的电话,连续打了10次才停下来。突然有一天我的电邮被拿去预订餐厅,又或者预订一些美疗,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滋扰。

新京报:最担心什么?

警员阿元:除了个人,我们有些家人的资料也被人发上网,这比较让我们担心。

我也是年轻人,很多暴动的人跟我年纪差不多,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会出去游行。有一次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,我在社交媒体上打了一段文字,只是抒发自己的感受,暴力是不好的,他们要停止。后来被我同学看到,他们就把我放上网,打了一大段文字骂我是黑警。

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,能面对得了。但我的家人没有受过训练,万一他们被“起底”,我觉得他们没我们那么坚强。

新京报:那你们怎么应对呢?

警官何林:比如回家的时候开门输入密码,开始拿东西遮住,左右环顾才敢回家。

很好的是,警务部门里负责科技的部门,会很积极地给我们提供帮助。资料被放上网之后,我们可以通知负责科技的部门,他们会在24小时之内回复你,告诉你如何处理。比如在手机上安装拦截软件,该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。他们之前也成功地清除网上泄露的资料,让我们有一些保障。

我们有心理医生,他们人很好,会给前线人员辅导、疏通,针对有孩子的警察,会给他们锦囊。有些人下班了大脑还在工作,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放松。

坚持的动力

“很多人走过会竖起大拇指说支持你”

新京报:高强度的工作下,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?

警官何林:我作为一个机动大队队长,也是分区指挥官,算是两份工作。但家里的工作也重要,作为一个妻子,要做饭,要安全地把孩子送到学校,现在有很多困难。

6月9日正好是我孩子考试的时候,那天起我开始投身防暴工作。我的两个儿子,一个上中学,一个上小学。6月9日开始,到我们再见面已经是四天后了。

那天为了见我,他们特意11点多才睡觉。小儿子的第一个问题是,妈妈,你4天的旅游好玩吗?他开玩笑说以为我去旅行了。我告诉他们,现在香港,某些人病得很厉害,妈妈要出去工作。

到他们考试,我都没有见到他们,更加不用说陪他们一块复习。我经常教他们尽力就好,但他们考得很好,大儿子还考到奖学金。

我丈夫也是一个警司,尽量把握住每天跟孩子见面的十几分钟,载他们去上学,了解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。

警员阿元:我们都是女儿,我妈妈80岁了,她会忍不住担心。我之前执行任务时试过告诉他们,他们的声音沉了一下,说你自己小心。再后来,我去执行任务就不告诉他们。

新京报:你们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?

警官何林:有一天,执行任务的时候,儿子打电话来,就为了跟我说声加油,他说看到电视上说那天很危险,所以打电话想听一下我的声音。有天晚上回去的时候,看到桌子上有个便利贴,写着“加油,我知道你昨晚进过我的房间。”

我的父母也是很担心的,但他们也知道我不能打电话。每次忙完后,我就告诉他们两个字:平安。

我自己觉得很幸福,我小孩那么乖,我的亲人都支持我。

我的朋友,甚至同学也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照顾小孩。警务处也有很多支援,很多退休的同事会帮其他同事带小孩上学,这些是我们自救的方式,给了我很多动力。

作为大队长,我给自己和同事定的最大的目标是,齐齐整整上班,平平安安下班。

新京报:除了亲人、同事,会有来自外界的动力吗?

警官何林:学校的角色也很重要。我的小儿子告诉我,学校有些家长会告诉学生一些警察做得不好的地方,甚至会出现仇警的情况。我儿子会避开这个议题,和同学聊一下打球这些生活上的事。

学校教育得很好,教学生将心比心,比如说你家里被打烂了,你会怎么样?甚至是一面你很喜欢的旗,被人烧了会怎么样?我很幸运,只要孩子能在学校学到如何正确分析,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就够了。我相信香港还有很多这样的学校。

警员阿元:也会遇到很多支持我们的人,警队收到的慰问卡铺天盖地,也有捐款甚至饭盒。去不同的区执行任务,很多人走过竖起大拇指说支持你。

香港是有力量的,如果问我会不会不做警察,不会,虽然很多人骂我,我仍要继续做警察。如果真的没了警察该怎么办呢?遇到打家劫舍要怎么办?我会继续保护他们,无论他们怎么说。

最期望的事

“社会的撕裂让人痛心,希望尽快平复”

新京报:目前香港很多人对警察的工作产生了质疑。

警官何林:身边同事包括不是机动部队的警察,都会各自面对不同的困境。可能是兄弟姐妹有不同的看法,或者女朋友、妻子有不同看法。现在这个形势,很难完全不讲(这个话题),误解很深。

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群,十几年了。8月11日那天,我带着同事在地铁站追捕暴徒,那晚,群里我的同学发了这段视频,接着他写了一句:对不起各位,我不能再留在这个群组里面了。

每次说起,我都有点伤心,20多年的感情因为现在的情况没了。他没有侮辱或者骂我,因为友谊对我还有一份尊重,但我不想只有做梦才能和他聊天。

新京报:会尝试去跟有误会的朋友沟通吗?

警员阿元:会的,我有加拿大的朋友,认识二十年了。有一天她发消息说:“现在警队已经非常黑了,要不你不要做了,你有硕士学位,不如离开吧。”她也给我看国外的报道,有些报道把警察描绘成坏人。我解释给她听,给她很多的建议,希望改变她的看法。

新京报: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情绪?

警员阿元: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。现在的暴力在升级,真相很多人不知道。原来谎言说了100遍之后,就真的有人相信,说有强奸,有人就真的相信是有强奸。说有人死,就真的相信,天天有人去献花。

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没关系,但不需要撕裂到这个地步。

警官何林:言论自由是香港的一个核心价值。我加入警队已经很多年了,处理游行示威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。只要是合法、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,我们会给便利,帮忙封路,甚至还会设定一个区域,之后还会帮他们清理干净。

新京报:3个月来,面对这些紧张的气氛,你有什么期望?

警官何林:希望有一天社会恢复正常。我绝对相信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,维护好香港的治安、和平。

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做回朋友,一起坐下聊天。我想跟他们说,这个社会不只有两种颜色的,其实有很多颜色。

“在冲突现场,女警员的作用不可替代。我自己的经验是,女警员心思细腻,会更耐心聆听和表达,能更好地跟示威者沟通,融化一些紧张的气氛。刚柔并进的话,工作可以做得更顺畅一点。

我的朋友,甚至同学也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照顾小孩。警务处也有很多支援,很多退休的同事会帮其他同事带小孩上学,这些是我们自救的方式,给了我很多动力。

香港是有力量的,如果问我会不会不做警察,不会,虽然很多人骂我,我仍要继续做警察。”——警官何林

“我的家人没有受过训练,万一他们被“起底”,我觉得他们没我们那么坚强。”——警员阿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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